貳-為何國內地方召會的信徒被稱為“呼喊派”

一 “呼喊派”非李常受在1980年回大陸探親時建立的
二 “呼喊派”這名是由東陽義烏事件引起的
三 一個印證的見證
四 東陽及義烏的兩封代禱信
五 “呼喊派”這名是“三自”起的
六 被跟不上的老同工們助長
七 唐守臨與任鐘祥的為人

 
一 “呼喊派”非李常受在1980年回大陸探親時建立的

網上有很多對“呼喊派”以訛傳訛的報導,其實有很多是不實,甚至是說謊的。譬如很多網站基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刊登在1982年10月的《信息》雜誌和11月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的報導就說“呼喊派”是李常受在1980年回中國大陸探親時建立的。但查李常受自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後,到他死時都未曾回過大陸。他在1967年看見呼求主名這叫人不斷聯於主的實行,但國內的信徒認識李常受曾帶領過呼求主名這實行還是在1979年開始有國外的屬靈書籍被帶到大陸之後。11其實這實行是沒有甚麼可非議的。但國家宗教事務局屬下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三自”,非一政府部門)是推行政教合一的,想把主在國內的工作全都控制在他們之下,於是就打壓家庭教會。這可見於在1982年不只地方召會受害,連一般的家庭教會也受害。12因地方召會在國內的家庭教會中是最具影響力的,就使他們受到的逼迫遠超過其他家庭教會所受的。然而在整個的過程中,地方召會裡的聖徒都一直順服政府,沒有作過任何違法的事,只在背後一直的禱告,因知道他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二 “呼喊派”這名是由東陽義烏事件引起的

“呼喊派”這名開始於1982年2月浙江省東陽及義烏縣的事件。據東陽縣受害的幾十處地方召會所寫的聲明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宗教政策作了正確調整,…表明教派之間雖有教義上的不同,但在相互尊重的原則下,都能團結一致愛國。遺憾的是當時在東陽籌辦“三自愛國會”的,是一位離道反教多年,教義上無造詣,行為上難服眾的基督教“傳道人”。他在東陽第一所開放的教堂內,制訂了與《聖經》明顯抵觸,也有違中央政策的所謂“十三條”。…

為着執行“十三條”,要關閉教堂周邊所有的家庭聚會點。地方召會的信徒為此遭受了逼迫,尤以東陽大路村地方召會聚會點為最甚。該聚會點距離那位“三自會負責人”的教堂十多里地,一直被視為阻礙“十三條”的“眼中釘”。…

當“三自會負責人”(註:即那位離道反教的所謂“傳道人”)關閉該聚會點的“口諭”未能執行後,那個主日(禮拜天)該聚會點信徒正在聚會時,忽然衝進幾位壯漢,將信徒全部拖到了門外。有的信徒抱着門框不肯出去,有的衣服被扯破。這樣連續幾週,該聚會點仍然未撤。又一週主日,壯漢們衝進去不僅拖出信徒,還有幾位被抬起來殘忍地拋入水塘裡!…平靜了幾週後,在又一個主日該聚會點信徒聚會時,忽然聽到沉悶震耳的“轟然”一聲,房子也抖了。眾人探出窗戶一看,農家院子外面的圍牆,已被爆炸開了一個大大的缺口。後來,爆炸者被公安機關抓獲以拘留處罰。

因為強迫地方召會在家庭聚會中的信徒必須去“三自”堂點聚會,也有信徒幾次去了,卻受到了侮辱。例如:地方召會的女信徒,按照哥林多前書十一章的教導,聚會禱告時大都會在頭髮上有服權柄的表記,即實行“蒙頭”。…但是,地方召會的信徒進到那堂點裡,卻不准蒙頭,甚至誣衊“蒙頭”為“反革命”記號,發生了多起強行扒除蒙頭帽事件。

又如:在地方召會聚會中,禱告是一位接着一位,大家簡短地合成一個禱告。但在“三自”堂點裡,只有指定的人才能開口如同念經一樣地禱告。當地方召會信徒按照信仰習慣接上去新鮮活潑地禱告時,便被誣為“鬧事”。…

所謂幾十起“鬧事”,基本情況都是如此,限於篇幅,恕不一一敘述。

我們認為:東陽地方召會的信徒,為了順從聖經的信仰原則,並未違反國家的法律,卻受到如此殘忍的逼迫。在這些“事件”的過程中,東陽眾地方召會的基督徒多次被打,卻從來沒有人還過一次手;去聚會受到侮辱、謾駡,但地方召會信徒沒有還口罵過一次。後來,有地方召會信徒去政府有關部門反映這些情況,不僅合理合法,也是經過門衛同意才進去的,卻被誣為“衝擊”、“圍攻”。被當時的“三自會負責人”不斷誇大,無限上綱(註:意以一些小事借題發揮,說到變成嚴重惡行,然後狠狠批判),從此給我們扣上了“呼喊派”的帽子。』13

這就是“呼喊派”這名堂的由來。

 
三 一個印證的見證

浙江省東陽縣一位從1983到98年為主坐牢的胡恩餘弟兄作見證說:

『那時浙江省在恢復(註:“地方召會”也稱為“主的恢復”或“主恢復”,以前被稱為“聚會處”及“小群”)中的聖徒就達三、四十萬。…在最後一次全省同工聚會相調提出負擔之後,東陽的“三自”提出“十三條”。以下是部分內容:

信徒入教必須申請,經兩會(註:即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中國基督教協會)批准才能入教。
在教堂門口設立門衛,凡黨員、團員沒有批准不得入內。未成年人不得入內。
各地區之間信徒不可來往,若有來往視為反革命串聯。
除了教堂外,其他任何地方不得傳教。
各家庭教會視為非法聚集,經發現予以取締。
在教堂內要講科學、要結合當前形勢講耶穌。
離開教堂不得有唱詩歌、禱告等宗教活動。

我們覺得“十三條”的宗旨乃是消滅召會,就不與理睬,照常堅持聚會。“三自”就來取締,將在聚會點聚會的信徒拉出來丟到水塘裡。其中有個弟兄淹死在其中。有些還將聚會點的房屋炸了,有信徒將此拍照並按照事實經過向當地公安申述,當地公安沒有反應,我們就申述到金華市公安局,仍無音訊,隨後又申述到省公安廳以至中央仍無濟於事。千祥區公安說是我們打他們,反對他們,我們便寫公開信,請全國各地的信徒為我們禱告。…

還有一次金等去南鄉某地聚會,“三自”裡的人將他們趕出聚會點,還在大冬天將糞池裡的糞潑在他們身上。

後來十三條傳到了中央,覺得很好,特地派人來到杭州,想把這條款推廣到全國。我聽到這樣的消息,覺得要擺上,為着全地的眾召會,要起來堅持聚會,傳福音。那時幾乎月月受浸,每次都是幾十位。報紙上就登載有人因受浸而被淹死(註:即把有人被拖入水塘被淹死說成受浸時被淹死)來攻擊召會。信徒們到報社去抗議,不但不被接受,反被認為是反抗,謠言越傳越大。也因着我們寫給全國各地的公開信被傳到海外,在香港、臺灣的一些報刊雜誌上刊出,以披露中國“宗教信仰自由”之真相。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大了,但這並非我們的本意,我們只是要堅持聚會而已,寫公開信也是要陳明我們沒有浸死人的事實。哪裡知道此事竟成舉世矚目的“東陽義烏事件”。在一些海外出版的教會現代史中均提及這一事件(見《當代基督教發展史》P380)。我與李立虹也因此在後來的一審被判無期徒刑和死刑(註:結果分別坐監了15及16年)。…

當局於1983年5月份開始取締“呼喊派”,同時下手抓捕持守純正信仰的領頭信徒,把他們下在監中,其餘的信徒一律辦學習班,要他們退教,退出“呼喊派”,與我們劃清界限等等。』14

從這裡可見眾地方召會被政府(非“三自”)扣上“呼喊派”的帽子是約從1983年5月開始的。我們也知道在1983年6月間,中央政府向全國發出通告,要嚴厲打擊並堅決取締反動組織“呼喊派”,而大規模的逮捕就在6、7月開始。

 
  東陽及義烏的兩封代禱信

以上亦題到東陽的弟兄們曾油印一張公開信請求全國各地的信徒為他們代禱,日期為82年4月3日。此信的標題是 請為東陽的眾肢體代禱。此信題到1982年2月28日在東陽縣有信徒在聚會時被“三自”的代表所煽動的地方人士衝進來打傷及投入池塘,也有信徒被石灰撒傷眼睛,並且同日在義烏縣有信徒被“三自”的代表所教唆的公安人員用電棒打到流血甚至電到暈倒及之後有31位被帶到公安局。關於在義烏當天所發生的事,另一封代禱信(可能就是5月22日題目為 義烏縣基督徒給浙江省政府,省長,並請轉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上訴書 的油印傳單)很詳細的描繪在北門禮拜堂一班呼求主名及姊妹戴蒙頭帽的信徒如何受到公安及聯防嚴厲的迫害,而最後有27位弟兄及4位姊妹被拉到公安局,大部分被電器觸過。東陽的信題到“三自”的『餘炳甫、陳松林等人,煽動利用一批不明真相的社員群眾及民兵,衝入聚會的地方,綁架弟兄姊妹,毆打、甚至侮辱我們的弟兄姊妹』。15義烏的信說:『我們認為這原因是四人幫流毒還沒有肅清,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政府上了餘炳甫和東陽的陳松林等投機分子的當,是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在破壞在作祟,他們過去在歷次運動中看風使舵,離道叛教,賣主賣友,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害教非淺的,不允許他們混入教會。當今天政府要落實政策的時候,他們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想出來得名(人代、政協⋯⋯ )。得到作先生、作牧師,達到往上爬騎在信徒頭上作威作福的目的,以極左面目騙取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不擇手段的在政府和信徒中製造矛盾。而且把內部矛盾敵我化,捏造惡話,惡意攻擊,巴不得把一直能實事求是遵行聖經真理的信徒,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牢 。高抬自己,以積極愛國愛教,組織“三自”之名,幹損政府聲譽害教會之實事。由於個別有關幹部不明白我們的信仰的內容,沒識透他們的惡毒用心和實質,才造成今天這樣的慘事。』15兩封信都指明東陽及義烏的逼迫是由那地兩位有野心要得地位的“三自”人士煽動出來的。

《主恢復在中國——歷史與見證》一書開頭的“大事年表”有以下的一段話:『1983年4月,“三自”的唐守臨(註:1954-61年為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常務委員,1979-86年為全國及上海三自的副主席)、任鐘祥(註:1986-97年為上海三自的副主席,1991-97年為全國三自的副主席,又為中國基督教協會的顧問)二人編寫《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為要來的全國性大逼迫提供輿論宣傳。1983年7月,針對主恢復的全國性大逼迫開始。眾召會被誣衊為“呼喊派”,受逼迫範圍之廣、人數之多、程度之慘烈為建國以來之最。有些聖徒一審就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這是前所未有的。』唐守臨及任鐘祥是根據流傳入中國的美國書籍《神人》編寫該書的。但《神人》這書在1985年6月26日被美國加州阿拉米達(Alameda)郡的高等法院判以誹謗罪。法官說:『《神人》原稿,…其主要部分均屬虛假、譭謗及僭越法定的合理權利,故此乃為誹謗(加州民法第四十五條)。』又說這種譭謗書,造成社會損害,也應當加以處罰,使以後的人有所警惕。於是判定作者Neil Duddy及出版者Schwengeler-Verlag罰款共美金三百四十萬元。16

 
五 “呼喊派”這名是“三自”起的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上海的張錫康(筆者曾與他當面交通過,覺得此人很老實可靠)。藉着神給他的恩賜及那靈的感動,他出版了一書把上海召會從1930至90年所發生的事非常詳細的記錄下來,使在1950至90年發生在中國眾地方召會的事不至於空白。他是早期上海召會在長老職分上有分的張光榮(後因體弱退出長老職分)的兒子,生於1922年。在他所寫的《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中有以下的話:『這時候(註:即在1935年倪柝聲釋放 基督得勝的生命 的信息之後),有許多弟兄姊妹都被聖靈澆灌,…在擘餅聚會中,他們也放膽起來禱告,無所顧忌,那真是天天過天上的生活。我們也大聲呼喊主的名,唱阿利路亞!阿們!…我們當時還不懂…什麼叫釋放靈呼喊主名,但是現在回顧,我們那時已經經歷了呼喊主名的甘甜。』17這裡說到當聖徒被聖靈充滿時,在聚會中大聲呼求主名及喊哈利路亞是頂自然的事,而不這樣作反是熄滅那靈(參帖前五19)。

他繼續說:『1980 年溫州、平陽青年弟兄姊妹在聚會中大聲呼喊主名,有一些老的同工,長者如章高來、張載光、陳寶華等反對,因而造成分裂。以後“三自”就搞出一個“呼喊派”來,和聚會處其他一些要安靜聚會、不呼喊主名的有區別。他們認為“呼喊主名”是李常受搞出來的,並道聼塗説在外地一些聚會搞“呼喊”,因而有人神經錯亂或影響鄰居睡眠等,因此認為這是異端邪說之一。我們在上海徐蘭英姊妹家擘餅聚會,因怕影響樓下鄰居,也從未大聲呼喊過。但是我們的聚會被人認為有國外滲透,是站在李常受一邊,並接受李常受觀點的,所以我們也被定為是上海的“呼喊派”,並且被加以取締。』18

這裡題到在溫州及平陽有聖徒在聚會中大聲呼求主名。但這應該是看見這實行的初時因興奮而有的,日後會逐漸受到平衡,因在聚會中的集體呼求是為幫助個人在私下的生活中建立起呼求主名的習慣,而年長的不能接受是因他們守舊不肯接受新的亮光和啟示。文中也題到“呼喊派”這名稱是“三自”加給接受李常受的教導之信徒的。

他又說:『所以溫屬地區,弟兄姊妹就分成兩派。一派走主恢復的路,別人稱他們是“呼喊派”,因為他們呼喊主名,一派走老聚會處的路,保持老聚會處的一套。…1982 年到 1983年在浙江走主恢復的路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還有個別的老弟兄,首先是在溫州聚了一次浙江省眾教會的聚會,以後在慈溪、義烏、東陽、甯海、余姚和蜀山聚了多次眾教會的聚會。這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認為這是由國外滲透、搞顛覆活動的反革命組織“呼喊派”,要予以堅決打擊。上海唐守臨弟兄收到平陽楊樹人許多信,控告“呼喊派”,…他就和任鐘祥合寫了《為真道竭力爭辯》一書(註:1983年12月出版)。1983 年上半年該書因為篇幅多,一直沒寫好,有關部門叫唐、任先出一本《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註:1983 年 4 月出版),發給各地教會和有關宗教事務部門。以後,有關部門就根據這本書定“呼喊派”為反動組織的罪名,許多弟兄姊妹因此坐牢、判刑。』19

這裡看見“呼喊派”這名稱從1982年開始就被人使用來稱呼國內那些接受倪柝聲兼李常受之資訊的地方召會的聖徒,而那些只接受倪柝聲但不接受李常受資訊之地方召會的聖徒則不適用。這符合前文《浙江東陽地方召會的聲明》所說“呼喊派”的名出現在1982年2月的“東陽義烏事件”之後。該事件後來成為政府打擊“呼喊派”的導火線,而這打擊又是因他們在1982年間在溫州、慈溪、義烏、東陽、甯海、余姚和蜀山開過全浙江省同工的工作性聚會,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認為他們是由國外滲透、搞顛覆活動的反革命組織。

張錫康再說:『1983、84年這兩年“三自”協助宗教事務局、公安部門對所謂“呼喊派”加以打擊,定性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他們認為所謂“呼喊派”是國外美籍華人李常受反動勢力的“滲透”據點,…我們在上海的所謂“呼喊派”就是指我們在新閘路徐蘭英姊妹家參加擘餅的幾十位弟兄姊妹。我們從未高聲呼喊過。我們也未集體大聲重複呼喊「哦主」、「阿們」、「阿利路亞」過。據說“呼喊派”這個名稱是前靜安區宗教事務科科長王某某搞出來的。』20

這裡說“呼喊派”這名稱是上海前靜安區宗教事務科的科長王女士搞出來的。她一定是根據“三自”提供的資料搞出來的。我們不知道她在何時搞出這名稱來。這一定是在1983年4月唐守臨和任鐘祥出版《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之前,因在他們的這篇文章裡有題到“呼喊派”這名稱。21“呼喊派”這名稱第一次在文字上的出現是在1982年9月在香港出版的《景風》雜誌上。那裡說:『信徒祈禱時他們大呼口號(因此被稱為“呼喊派”)。』22《維基百科》說:『這篇文章首度將“三自”所取的“呼喊派”一名帶到海外。』《景風》這篇文章是在該雜誌的編輯與一團人訪問國內的“三自”代表之後寫的。

 
六 被跟不上的老同工們助長

從以上所有的資料我們可結論出“呼喊派”這名稱是1982年2月“東陽義烏事件”後“三自”加在全國接受李常受資訊之信徒的總稱,不管他們有否呼喊主名。浙江省的東陽及義烏縣加起來的總面積只有香港那麼大,故這事件只是個導火線而已。然而在1980年代初期,國內的地方召會最有活力及人數最多的地方是在浙江省和河南省(其次是福建)。當時國內各大城裡有好些老一輩且有分量的同工及長老因跟不上就說李常受所說的是異端,所創立的是邪教並且在他身上有邪靈。上文題過的胡恩餘說:『蕭山教會的高等人(註:高即高長保)聯合浙江省“三自”,打擊我們,說我們是異端,高等人本與“三自”水火不容,但在這件事上成了朋友。』14。張錫康說:『溫屬地區的老弟兄(註:即溫州的張載光等)和陳恪三、黃得恩大都有聯繫,以後又和上海唐守臨、孫務信弟兄有聯繫。陳恪三弟兄老早就講李是邪靈了。蕭山高長保弟兄受溫屬地區老弟兄的影響和孫務信、陳恪三的影響,也反李,說李是邪靈。』19受這些同工長老的影響,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長老唐守臨及任鐘祥就寫出《為真道竭力爭辯》一書。後來『有關部門正欲展開一次全面打擊所謂“呼喊派”的運動,於是催任和唐用很快的時間出版了一本小型刊物,取名為《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於1983 年 4 月出版,由金陵協和神學院函授科編印為《教材“增刊”》分送到各地“三自”、有關部門和組織…』20『1983年5月5日,全國兩會在上海召開會議,討論《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稍後宗教事務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呼喊派”負責人大量被捕。』23『由於《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的發行,各地政府機關定所謂“呼喊派”為反動組織,他們說這是你們基督教內自己(註:應指“三自”)已定了的。對所謂“呼喊派”中負責的弟兄,愛主的青年弟兄姊妹加以逮捕判刑,有的判無期徒刑,有的判十幾年、十年、七年、五年、三年、二年不等。』20

 
  唐守臨與任鐘祥的為人

查唐守臨(原名唐醒)是在1931年轉到地方召會的。1936年起他成為同工(參《敞開的門》)。1942年,他是參與革除倪柝聲的十一位同工/長老之一。1948年他被立為上海召會的長老(那時共設立了八位:俞成華、張愚之、唐守臨、朱臣、杜忠臣、何廣濤、宣常銘和顧伯濤)。他有寫詩的恩賜。張錫康說:『倪弟兄1952年被逮捕以後,圍繞着參加“三自”的問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以唐守臨為代表的,主張加入“三自”。一種是以李淵如、汪佩真、張愚之、藍志一為代表的,反對加入“三自”。』24 1954年7月他加入“三自”成為其常務委員。1956年1月29日上海召會的主要負責人俞成華、張愚之、藍志一、李淵如、汪佩真等被拘押,而唐守臨等在4月15日帶領上海召會加入“三自”。張錫康又說:『1951 年,何廣濤去了武漢,當時常住在辦公室樓上,並負責辦公室的執事任鐘祥(負責文書工作)代替何做了長老。1956年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經過肅反,當時俞成華已死,張愚之、朱臣被逮捕(註:同工藍志一也被捕),杜忠臣隱居,而宣常銘、顧伯濤也不來聚會了。長老只剩下唐守臨和任鐘祥兩人。』25論到唐守臨,張錫康說:『雖然唐守臨想服事,但他沒有屬靈的竅。講道也沒有靈的東西出來,他喜歡講笑話,用一種人的智慧的話來吸引一班青年人。他也歡喜作詩。但是作的詩倪弟兄沒有一首是要的,因為他富有情感。他對自己很得意。倪弟兄一看,沒有什麼可取的。』26又說:『唐那時(註:即1981年下半)是緊跟“三自”,自從 1979 年左弗如姊妹去世以後,上海“三自”副主席的席位便給了唐守臨,對此,他是感激流涕的,又加上在十年動亂中所扣除的工資都發還給他,所以他更討好黨,討好“三自”。』27『1983 年當任鐘祥、唐守臨編寫了《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以後,許多人看到了。懷恩堂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要收集一下大家對這本書所聽到的意見,有人說,這本書中所批判李的一些論點有許多都是斷章取義的。唐承認他是斷章取義。在其中一本李所著的書中,唐和任看了數遍,一點找不出有什麼錯的來。』20『《為真道竭力爭辯》和《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兩本書後不久,收到從日本幾十位弟兄姊妹寫給他的信,說他是猶大要出版後,並不能誘使弟兄姊妹靠近“三自”。相反的,大家都認為唐、任利用政治出賣了聚會處。有的人翻了幾頁,一看全是一些政治批判老調,也就不要看了。書中全是消極方面批判的話,沒有積極方面將真道擺出來,更沒有造就信徒的話,讀了裡面發死發沉。…以後,他對弟兄姊妹說他表示悔改,過去都是跟了任鐘祥走。』28『沈詩華(註:即唐守臨的妻子)勸唐不要再跟任鐘祥了,跟了任鐘祥吃了許多苦。這樣唐表示跟任鐘祥是跟錯了,公開悔過,…唐師母就對我講:「任鐘祥和唐寫了一本《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和一本《為真道竭力爭辯》,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許多弟兄姊妹無辜被判刑、坐牢,甚至有人被折磨至死。我和唐曙(註:即他們的女兒)勸唐不要再跟任走了,因為這是任起的稿,當然唐也提供了許多意見。唐有些回心轉意。」她說:「像任鐘祥這樣的人怎麼能作長老呢?他不知過去怎麼當上了長老的。他完全是轄制弟兄姊妹,拍宗教局和“三自”的馬屁,為他自己可以爬上去。」…11月份(註:在1989年)唐守臨因在家裡摔跌在地,造成骨折(輕度)臥床不起,以後數次病危,數次轉危為安。在清醒時,鄭光濡弟兄問他,有什麼要說的沒有?他說,…第二,1983 年他和任鐘祥合寫的《為真道竭力爭辯》,是上海宗教事務局派了四位同志來給他看了許多反李的材料,叫他和任寫的。任起稿,他修改。這本書害了許多人,叫許多人受傷,他表示寫錯了(但未徹底悔改)。』29『1989 年 3 月 27 日上午,上海宗教事務局處長陳榮生…承認過去對“呼喊派”搞得太過頭了,認為“呼喊派”是從基督徒聚會處出來的。』29

從以上的記載,我們可見唐守臨是個感情重,而屬靈分量及對真理的認識都不夠的人。他容易被任鐘祥唆擺,但自己的心也不乾淨。《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和《為真道竭力爭辯》主要是任鐘祥起稿的。他承認在前者裡面有很多是斷章取義的。他也為有分寫這兩本書後悔過,但後悔得不夠徹底。而任鐘祥是個有野心的人,想在“三自”裡面爬上去,就唆擺唐守臨寫這兩本書。